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中国文化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地“相遇”，决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其深邃的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传播和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论断。但从深层次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中华传统文化选择的结果。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考人类历史，是以“世界历史”为对象的。它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欧各国，而是涵盖东方包括中国。可以说，马克思有一个“全球史”观的宏阔视野。更深刻的在于，唯物史观认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溢出”了狭隘的国家范围，外化为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奴役关系。后来的发展研究和现代化研究中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一方面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资源，一方面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世界历史”格局的洞察。“世界历史”的崛起，使革命的重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诉求何以提出的特定历史语境，也是中国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历史缘由。

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初，所面临的就是解决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西方各式各样的学说和理论在五四时期都曾传入中国，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竞相出场，但最后只有马克思主义胜出，这绝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接地气”，是一种能够在实践层面上进入“上手状态”的学说。1920 年 10 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访问，是年 11 月到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兄弟对于中国改良的方法，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开发中国财源，以为现时应该从教育入手，应该从平民教育入手，把人民知识增高。到那个时候，再采用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教育救国”。对此，毛泽东当时在给蔡和森的信（1920 年 12 月 1 日）中谈到罗素主张时批评说：“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没有这种局限性，因为它追求“理论的彻底性”，而这种彻底性在马克思那里，就表现为“实践能力的明证”。这一“明证”首先在俄国“十月革命”那里得到了表达。这无疑构成中国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契机。

恩格斯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所谓“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也就是基本的国情；而这些“条件”又必然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毋宁说它就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孕育而成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指导作用，但倘若离开了对于中国国情及其文化背景的正视和尊重，这种作用就不可能发挥出来。邓小平曾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因为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所特有的国情，既决定了我们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也决定了我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是实践选择的结果，但它的背后还是文化的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倘若不经过“中国化”的过程和工夫，就不可能真正地来到中国，变成扎根中国土壤并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当年肯定这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并拒绝那种“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国情、没有内在地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活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大地和土壤解读出来的，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中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终究是作为“中国人”去释读马克思主义，并将这种释读诉诸自己的感性活动的。这里的“中国性”怎么才能得以体现出来呢？它归根到底乃是由中华传统文化决定的。

毛泽东曾强调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恰当的态度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与此相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深受其害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特别注重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民族形式，例如他尖锐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说到底，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说汉语”“讲中国话”。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从而得以辩证地“扬弃”，亦即毛泽东所说的“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融合，正是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得以展开的过程。在这个方面，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例如，1940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在给范文澜的信中赞扬他的经学研究，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再如，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就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副标题，其中“知和行的关系”显然是中国本土化的措辞，它被用来诠释或翻译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对于唯物辩证法所谓的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通常也用“矛盾”或“一分为二”等中国式的措辞来概括和表述。这些无疑都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唯其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并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过程。

再比如，毛泽东对《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所谓的“实事求是”，作了创造性的解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一经马克思主义内涵的赋义，“实事求是”的原有意蕴便得到了真正的升华，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立场的中国式表达。其结果是：一方面使中国古典文化现代化了，另一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了。“实事求是”早已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最为简明而经典的表述。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我们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的先进文化，都聚焦到了一个点上，那就是中国革命、中国建设或中国改革的“此在”性，坚决反对那种脱离现实的空洞和抽象。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滤”和“筛选”，得到了扬弃和升华，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因子激活了，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勃勃生机，充满活力，真正活在了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和实践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解释学背景的诠释和发挥，实现了本土化和民族化，从而成为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沃土之中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毋宁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种“互化”或曰“双重扬弃”，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和权衡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彼此冲突的。之所以这么看，当然有其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又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最新成果，怎么能够同土生土长、且代表过去的中华传统文化相兼容呢？当年就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国情”；而且它的传入，正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五四运动为契机和背景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表明了上述看法的肤浅。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既有时代性维度上融会的可能，也有民族性维度上贯通的可能。

虽然从时代性角度说，中华传统文化属于前现代的，但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的“诊疗学方案”，却带有后现代意味。在此意义上，两者就有了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相重叠的可能性。虽然从民族性角度说，中华传统文化属于东方，而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同欧洲大陆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有的亲和性。因为从历史的现象看，英美传统往往难以实质性地融入中土；与此不同，欧陆传统却很容易被中国文化接纳。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文化原型上的契合关系。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文化固有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人道顺应天道；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及其统一，具有某种可通约性。其次，中国文化格外注重“践履”和“习行”，这种实践品格的凸显，构成一大特色；这与马克思主张“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把实践作为自己的哲学的原初范畴加以确认，也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再次，中国文化强调“知行合一”，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和玄虚之论，此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立场，也不无相合之处。还有，中国文化的“大同理想”规定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愿景，这一理想内蕴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观念；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那种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样存有某种类似之处。正是这种文化原型层面上的一致和契合，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会通的可能性。

历史的事实充分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弘扬者、继承者，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批判地继承的辩证态度，这也是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态度。当然，究竟如何恰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倚轻倚重？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决不能搞“一刀切”“绝对化”。这正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论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关键期，文化的时代性维度占主导地位。因此，在 1923 年爆发的“科玄论战”中，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就是作为“科学派”的同路人，强调“新学”代替“旧学”的时代诉求。后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拒斥马克思主义，搞所谓的“尊孔读经”运动。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复兴儒学的主张。国民党为了抗拒马克思主义，祭起“尊孔读经”的旗号。据匡亚明回忆，1942 年在延安，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如何恰当地评价孔子及其思想，毛泽东答曰，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显然，毛泽东对于孔子及其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态度的。中国革命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表达，因而他认为，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孔子及其思想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所以，他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但是，当“教条主义”危害我们党的伟大事业和实践时，毛泽东又坚决反对“言必称希腊”的偏向，批评那种数典忘祖的错误态度。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因此，他特别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现实意义来说，这样做，“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人决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因此，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系统地加以总结”，强调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我们党的历史。

显然，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只能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因时因地制宜，不能抽象地超历史的去把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当代世界日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价值逐步得以凸显。所以，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诉求。在这一前提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要突出中国性，在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匀质化趋势中，保持中国特质。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得以深化和拓展的内在要求。

来源：闪电新闻

作者：何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