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不仅在于深厚积淀，更在于生生不息的转化与更新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大理论命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传承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理论升华，推动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方法论自觉的关键跃迁。这一理论突破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原创性贡献的标识性概念，为中华文明赓续、中华文化复兴提供了核心方法论。

“两创”的形成，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文化实践的深厚土壤，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两创”的凝练与升华，具有鲜明的时代坐标，深刻回应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激活传统、面向未来的重大课题。

创造性转化聚焦于解码与转译，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挖掘与辨析，剥离附着于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外在形式、陈规旧俗，精准提取其中蕴含的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核心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这绝非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对其精神内核进行符合现代语境的深刻转译与形式再造。

举个例子，浙江绍兴的乌毡帽作为传统农耕生活的符号，其保护并未止步于博物馆陈列。匠人们在精准保留标志性的畚斗形结构与工艺精髓基础上，大胆突破单一黑色的限制，引入现代色彩美学与时尚元素，使其成功转型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活力的城市文化IP，融入当代都市生活图景。

创新性发展着眼于激活与赋能，即将经过创造性转化萃取出的文化基因，植入现代生产、生活的广阔场域，借助现代科技、产业形态、教育体系、传播媒介等融合创新和价值重构，使其焕发服务当代、引领未来的蓬勃生机。这超越了静态保护，强调在动态实践中实现文化价值的跃迁。

此前，北京中轴线在申遗保护中创新性地构建“数字中轴”系统，通过高精度三维扫描、云端数据库建立遗产监测体系推出“云上中轴”小程序，实现分时预约导览、虚拟漫游及公众互动参与，并依托严格的遗产区风貌管控技术和生态承载力评估模型，统筹核心遗产要素保护与城市生活空间发展。这一实践将天人合一的传统营城智慧激活为超大型活态遗产的可持续治理范式，使凝聚中华礼制精神的历史轴线成为可感、可知的文化体验载体和文明互鉴窗口，彰显了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与影响力。

进一步看，“两创”蕴含深刻的哲学意涵。它颠覆了将传统文化视为僵化“化石”或静止“标本”的形而上学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生命体”，其生命力源于在历史长河中持续的流变、适应与更新。

“两创”也绝非抽象口号，而是一套“转化—发展”的实践闭环系统，清晰勾勒出“挖掘提炼（解码）—现代转译（转化）—融合创新（发展）—反哺深化（闭环）”的螺旋上升路径。其精髓在于形成文化传承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使传统资源服务于现代创新，而现代创新成果又反哺传统研究的深化与活化。

近代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深陷文化本体论危机。“中体西用”论割裂传统与现代，“打倒孔家店”导致文化传承的断层危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破题，在文明赓续的维度上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这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密钥，是文明存续的历史必然。  

“两创”的核心在于解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揭示了文明发展的本质，中华文明对此提供了最佳注脚。汉字从殷墟甲骨文的象形表意到秦代“书同文”的篆隶转型，再到信息时代的汉字数字化编码，其内核的“六书”造字法始终未变，而载体形态持续迭代；周礼的“敬天保民”思想经汉代“独尊儒术”、宋明理学重构，最终融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政治伦理，形成传统治理智慧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对话。

“两创”直面数字时代文化传承的双重异化危机。算法推荐导致文化认知扁平化，元宇宙虚拟体验解构历史真实感，破局之道在于以技术创新反哺文化传承。“数字孔子”项目通过预训练儒家经典数据集，构建自主AI伦理模型，开发“情境化语义理解框架”，使AI能辨析“仁者爱人”在不同语境中的差序内涵；“赛博子曰”系统则进一步将孔子思想解构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维体系，为现代人的焦虑提供中国式解答。

“两创”指引非西方文明摆脱“阐释权缺失”的困境。放眼国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方主导的知识生产体系难以容纳非西方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是一个愈发引起批判的问题。中国基于“两创”原则，可以在理论与传播双重维度上实现突围。在理论建构层面，“两创”旨在构建植根本土文明基因的原创性知识体系，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重塑文化主体性与话语权。在实践传播层面，“两创”强调运用现代科技赋能文化遗产的活化与共享，将物质遗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文明叙事载体。典型实践如通过融合多源数据构建中华古城数字图谱，其价值不仅在于技术呈现，更在于为非西方社会治理提供创新方法论，积极服务全球文明对话。

历史经验深刻表明，文明如江河奔涌。唯有在传统的河床中不断开辟新航道，方能穿越历史峡谷，奔向壮阔未来。此即“两创”给予人类文明存续的重要启示：守正者不泥于古，创新者不离其宗。

文明赓续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现代性冲击之下文化传承主体的内在疏离与缺位。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唤醒个体内在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即重建文化传承的主体性。

教育的重要使命正聚焦于此——催化文化觉醒，使受教育者从被动的文化受体转变为主动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主体。文化主体性重建意味着个体对自身文化根脉的深刻体认、价值认同与责任担当。这并非简单的知识习得，而是内在精神世界与文化传统的深度联结与意义重构。教育通过文化的系统性浸润、批判性反思与实践性参与，为受教育者创设与历史、经典、生活进行生命对话的空间。

这种对话超越信息传递，旨在激发主体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共振共鸣，引导受教育者在对文化资源的体悟、辨析与实践中主动发现其当代价值与生命活力，实现文化基因的内化与活化。在文化传承语境中，教育者要成为“传统的转译者”，在对话中生成新的理解、情感与创造动能。

技术的深层价值，则在于推动文化传承从静态保存向动态再阐释的范式跃迁。技术作为意义生成的中介，可以拓展感知维度、重构交互方式，为激活传统资源的当代意义提供新阐释空间。

比如，当代数字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时空数据可视化）解构文本的线性封闭性，将其置于动态的地理、历史与生态语境中，促成读者与经典在具体时空维度上的深度对话，激发其对传统美学、哲学意涵的当代体悟；“技术性间离”解构固有形式（传统戏曲场景的数字化解构重组），引导观众在深度参与中重构对文化内核的理解。

当数字化的感知方式与传统审美范式（山水画构图法则）相遇，数字技术便成为连接历史深度与当下体验的桥梁，在动态阐释循环中不断生成文化的新意义与新价值。

在“两创”语境中，产业化绝非文化的妥协，而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重估进程。产业作为文明对话的界面，推动传统文化资源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历史遗存转化为活态文明对话力量。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了其内在逻辑，即产业化过程是传统文化资本在现代社会场域中实现价值转换与权力重构的过程。

这一价值跃迁有着诸多具体表现。比如，从器物到礼器，升华符号价值。日常消费行为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认同实践与礼仪体验，实现物质载体的精神化与符号化。又如，从技艺到话语，重构叙事权力。产业化将地方性技艺、美学体系带入更广阔的流通与展示平台，挑战既有的文化等级秩序和单向传播叙事，确立自身在跨文明对话中的主体性与话语权。再如，从生产到生态，实践伦理价值。成功的产业实践往往指向可持续的“文化—产业—生态”共同体构建，内在要求践行传统的生态伦理与精行俭德的产业哲学，使经济效益与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形成良性互构。

概而言之，以教育重建主体性，以技术重构阐释链，以产业重估价值位，共同指向一条“活态传承”的文明发展新路径。它超越僵化保护与断裂创新的二元对立，强调在深刻把握传统精髓的基础上，通过主体性觉醒、技术性中介、产业性转化，实现文化基因的创造性激活与时代性生长。其本质是在现代性语境中重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个体与文明的有机联结，为中华文明在赓续中创新、在对话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方向。这不仅是中华文化永续传承的方法论革命，也是中华文明面向未来的智慧彰显。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徐家林、华东政法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司源